说也说不清楚—读《七十年代》的非系统笔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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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“十一”小长假过的真快。

    完整休息一天后,是计划中的锻炼和朋友的聚会,接着参加婚礼和好久未见的哥儿几个意犹未尽的再聚。接下来的几餐是与亲戚们、是朋友们和朋友的亲戚们,统统晕晕的。7天本来应该的从容,最终还是几乎以忙碌收场。

    也罢。

     7天几乎没读书,晕乎乎的时候什么书也不愿意翻,翻也白翻。

    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清静无为,清晨醒来沐浴早餐后是清清爽爽、安安静静的一整天,关手机,泡茶,读书。

    我读书有毛病,一些书泛读,读后就放下了,一些书往往要精读,画了笔道不算,不时还会重新翻出来再看,《七十年代》就是我要精读的这类书。

     三联书店的《七十年代》出了一年多,买了一年多,42元并不便宜。记得去年盛夏有朋友推荐,且书又是北岛和李陀主编的,其中文章作者也不乏许多熟悉和敬重的名字,于是专程跑了趟三联买了回来。一年多断断续续的读,读的不算精,想的却不少,拿出书仔细再读。

     《七十年代》收录的追忆和回顾文章有30篇,徐冰、北岛、 阿城、陈丹青、鲍昆、王安忆、李零、阎连科、 韩少功等都有文章。

    李陀在序言中说:“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,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”。是啊,列宁也说过: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回顾、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,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是重要的,就算一个“金钱世界”也需要有文化的良知和良心的扣问。

    现在的许多电视剧、电影拍的乱七八糟,许多对过去时光的解读完全没有历史的真实,或者在历史的天幕上胡乱涂抹上大段大段的煽情,书也写得花哨,让人无法了解当时,更没法了解当时的生活细节,而《七十年代》中的文章全是个人经历,使这段历史真实而鲜活,亲切又苍凉。

     《七十年代》淡淡的灰色封面和宋体砖红色的书名让人不禁眯起双眼,那是一个特殊时代。

    这个年代与我有关,因为我也走过这个年代;这个年代也与我无关,因为许多事和人多是模糊的,我只记得我所经历过的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片段。我无法确定我生命中的70年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似乎可以从上“抗大小学”算起,我70年代结束的句号,应该是开始重新高考的消息和日益重新重视学习的那段时间。

     李零说:“所谓七十年代,照理说,是1971到1980年,但我的感觉,1966到1977才是一段,叫70年代。”

    黄子平说:“在我看来,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(林彪摔死)开始的。”

    徐冰说:“除个别先知先觉外,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。”

    鲍昆说:“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(七十年代)归纳进文革的历史,色彩自然是黑暗的,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利争斗的年代。但是在我的回忆里,那儿年代要复杂得多。”

    蔡翔说:“文革的时候,流行过忆苦思甜。”“我们在诉苦的时候,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,回避的是什么,不要说当时,就是现在,也很少人去探究。”

    范迁说:“那是个占到‘黑’字就倒霉的年头,黑五类、黑帮、黑手、黑社会、黑色风潮,你一沾到这个‘黑’字,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,是被专政的对象。”

     1970年

    批斗轮回到张郎郎的母校中央美院和他父亲的工艺美术学校时,他看见了台下陪斗的父亲,如伍子胥般一夜间苍老的白发。

    1972年

    在上海的陈建华在消闲着学外语。后来他上了复旦,“外语是个因素,虽然歪打正着。”

    李大兴记忆中张先生的家:“常年整洁,家具古旧,灯光柔黄,有一种故纸般氛围,久而久之,浸入我的身体记忆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是文化移民的气息。”

    1973年

    芒克把白洋淀,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:“那冷酷和伟大的想象/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”

    描绘《开国大典》的董希文盛年夭折。去年我在美术馆参观中国美术六十年是,这画被挂在显著的位置。

    1974年

   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。

    安东尼奥尼被允许拍摄《中国》,尽管后来“平反”,但这部纪录片到现在我也没看到过。

    那时还有邓刚的纯真初恋爱情。

    1975年

    阎连科在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当临时工,发现了台湾通过气球飘过来的宣传品:那东西如同书签,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高楼路灯,画面上是一漂亮美丽的少妇,左右手一边各牵两个孩子,两女两男,书包玩具,幸福微笑。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:台湾不计划生育。“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,那就是: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,而我们自己,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

    1976年

    阿城在云南下乡的地方听“敌台”(境外广播),在偏远的云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清楚。“听敌台,思维材料就多了。思维材料多了,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。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,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。”

    是谁详细描述了“四五”运动的细节,至少我还记得:“撒血祭雄杰,扬眉剑出鞘”。

    陈丹青记忆中的这年9月9日:“或者,仅只因为恐惧,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。”

     70年代在历史长河中距离我们并不是太远,“可感觉上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已经非常遥远的年代了”。那是我的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是红小兵、红卫兵和共青团员的过程,而对于这个年代的整个过程自己不是参与,只是旁观和浏览。

    封存的那个年代大事记与大家一样,无非是是林彪折戟沉沙、尼克松和田中角荣、批林批孔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、唐山大地震、一月八日和九月九日、以及粉碎“四人帮”。最熟的是老三篇,熟到完全可以背诵,还有样板戏,杨子荣、李玉和都刻在了记忆里。但对那时的记忆是片段的、凌乱的,不是完整的。

     我不是黑五类,但家也被抄过;家里没人在军队里,所以没有军装、军帽炫耀;配给制度里什么都要票,想吃点好吃的真不容易;家里的书大多是革命的,角落里有本红楼第一册和唐诗三百首,还有本三国,这使我的七十年代基本没有外国文学的底子,也没打上什么更多中国古典文学的烙印。

     《七十年代》书中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有先知先觉的意味,字里行间闪耀着平凡天才、人才光环,至少他们对那个时代有着独特的感觉和记忆、有敏锐的理解和思考,但对于我来说,那个年代有点像书的封面,灰蒙蒙、脏兮兮的,缺少色彩,但却不乏具体的精致和细节的纯真,尽管物质缺乏、社会混沌,但仍属于有快乐而少烦恼,这事儿以后再说。

     韩少功说:“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。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。文明似乎日益尊贵、强盛、优雅、丰饶、金光灿烂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,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——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。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,不需要刺耳声音的惊扰。”《七十年代》的作者这帮人那时候就知道读书,通过读书而形成或幼稚、或朦胧、或成熟的概念和思想,而我们现在各种各类书很多,读书的人却少许多;除了功利、厚黑、基础教育外,对历史积累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书,读的人并不多,这是个问题。

     人是坚强的,人也是渺小的,人的喜怒哀乐源于通过积淀形成的理解,任何时候都别放弃,包括希望、追求、探究、思考。韩少功在他的文章《漫长的假期》中说:哪怕是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,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惦记和尊敬。

七十年代这样的年代、这样的摧残和扭曲应该永远成为历史,浩劫需要永记。我们都应该记住中国曾经有过的,这样或那样的年代。

     今天,中国社会早已变化的翻天覆地,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我们享用着七十年代想都不敢想的物质文明成果,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应该抽出点时间翻翻书,尤其是那些不功利、不厚黑,甚至看上去完全没有“功用”的“闲书”,同时要告诉、培养我们的孩子也翻翻书,至少:了解了解过去,填充填充文化和思想, 温补温补我们的精神和灵魂,使我们人生不仅仅只是走肉躯壳,使我们的生活充实、完整,而不是像低等生物一样仅仅享受吃喝拉撒的过程。